张赛继续发来他的工厂生活记录，带我们看见几近隐身的痛苦，身体的，心理的。

  打工生涯中，张赛的手卡过机器，手臂摔过骨折，眼睛进过化学品，现在耳朵正因噪音疼痛……他笑说，“工作中，工伤常有，职业病没有”，而在没有“职业病”的地方，也“从来没有人讨论过诗歌、绘画、自由、尊严和许知远”——对多数工友来说，聊闲天、看短视频是更直接的消遣。

  但他无法停下思考，无法不去想为什么这样生活，也无法不去想为什么要思考，万千思绪来到了笔端……

  为何买书这么多？当我像个吃力举箱子的小女生得到大男生帮助时，我也质问火车上的自己。回到家，开玩笑回答老婆，这都是嫖资，每当我感到无法战胜欲望的时候，就告诉自己，对于一个每天工资 100 多块的人，买一本 100 块的书，它不震撼吗？

  更震撼的事，春节假期这样短，转眼回到工厂。不知何故，老盐去上夜班，换果冻和我开白班。果冻从不责怪副手，线 分钟，真好；果冻有空便坐，久坐，真好；果冻爱挠头，真好。

  好景不长，耳朵里面开始疼。也许是噪音作用下的工伤，也许不是。谁知道呢，任凭这么想那么想，也不知道。想起那日堂哥手划破，堂嫂拿来创可贴，两人互开玩笑：

  小伤自己办，好像是默认的规则。哪怕翻破这本《员工手册》，也翻不出抚恤大小工伤的流程规定。天高月黑，我再翻一遍《员工手册》，发现句句行行字字整整齐齐写的都是高屋建瓴的规划、大风起兮的气势、居高临下的态度，全是教员工应该怎么做，而非公司应当怎么做的一部规则。只是管教，没有服务。

  那天，气管爆裂，香水喷进一只眼睛，我当场愣住。倒是盐嫂过来提醒赶快冲冲。飞奔水龙头，水不停流过眼睛，子在川上曰，我用眼睛阅。盐嫂紧随其后，递给一叠纸巾，嘱咐轻拂眼睛。我一拂，热的，原来她用热水浸湿过。

  我一听，瞬间感觉好多了，边拂边往车间走。真的，一走到机器旁，就像人类走到远古时代，神奇的事情特别多，眼也不酸了，眼也不辣了，一口气看机器一千眼不想眨。

  开工以后，有的人工资不要也不来了，机修便来顶岗。吃饭的时候，我向堂哥打听几个人不来。堂哥说，小林铁定不来，换了个厂。我说，工资高？堂哥说，高个屁，差不多，但是人家一年到头很少放假，工资多就多到这儿。我说，人跑了，是不是我们要涨工资，稳定一下军心。

  庆承瑞：差远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到医院去看病，你所用的那些设备，百分之九十五是国外的，而且那些设备用的全是物理学的基本原理。

  庆承瑞：那些检查的手段全是物理的手段。那么我们问了，我们的物理学家有贡献吗？零。

  庆承瑞：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谁在那讲这个事情，所有的大设备全是进口的，包括我们这个助听器，对不起，也是国外的。

  这条短视频打击我的浮躁，正如堂哥堂嫂也在打击我的浮躁。两对夫妻的表情、态度、言语在我脑海中犬牙交错，俱为一体。

  涨工资不可能，堂哥堂嫂似乎比老板娘更不想涨工资，这是机器对人的异化。快下班，老盐对我说，明天开始加一个小时的产量。我消化着这句话，也就是说，理论上，要从早上 8 点上到晚上 9 点半。老盐又说，早上提前 10 分钟来，早点下班。

  在车间，你们人类休想做个有原则的人。默默把闹钟提前 10 分钟的人，被迫打败更多打工人。

  讨厌的人，讨厌的物，讨厌的事，总难避免，但讨厌的并非一无是处。每周三，轮到我提前一个小时给机器预备加温。有一回，闹钟响了，又赖床半个小时，结果上班的时候机器温度没到，耽误大家的时间——机台工的时间，包装工的时间，装箱工的时间，杂工的时间。一整天我都不敢看别人。

  周一到周日的闹钟铃声都一样，导致分不清哪天是周三的闹钟，我真真是马虎先生，我得换铃声，我得换个难听的铃声。前年在家带娃，孩子们说我的怀旧铃声“Hello Moto”太吵太难听，孩子们一说难听，从此我和“Hello Moto”势不两立。现在它重生的机会到了，只要它响起，我就从硬板床上弹起。

  我打了个激灵，有人拍我肩膀，是阿贵。阿贵这一拍，拍走一个莎士比亚。阿贵把空塑料袋伸开，笑嘻嘻地看着我。他在等我帮他倒纸筒芯。这不是我的工作，我也得去帮忙。阿贵总是帮我拆离型纸，我没让他帮，这不是他的工作。可是他要这样和人热络，我也无可奈何。说起来，作为密闭空间，工厂是一个熟人社会。果冻从开厂就在，工龄 16 年，我听说工龄奖一年 50 块，没想到每年只递增 20 块 30 块不等，现在他每月工龄奖 370 块；从前食堂管事的老张记得每个员工的名字，记得每个员工的座位；保洁阿姨知道每个抽烟的人，知道哪个角落是哪个人扔的，别以为那里没有摄像头；食堂后面的小菜园，几个勤快人一人开垦一块，走了一人，那土地宁愿荒废也没人种，因为知道他不久必会重来；而 10 年 8 年的老员工一抓一大把，大家站在固定的岗位，做着固定动作，说着固定的话。别说谁是什么脾气，就是他的妻儿老小的脾气，恐怕也早已不是隐私。在熟人社会，有人拍你肩膀搂你脖子，是你的荣幸。在熟人社会，除了厂规，还有人情。

  2014 年的一个夜班，我的右手卡进机台，把机台卡停。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卡进去，稀里糊涂就卡了。手一开始不疼，跑到保安室等车的时候也不疼，车开到医院才有知觉。那次一口气带薪休息两个月，和我开一台机器的云南质检一见面便表达羡慕之情。她不相信，我一点也不开心，手断断续续地疼。2004 年的一个白班，我从梯子后仰下来，手撑地折断骨头，那叫一个高兴，足足带薪休息三个月，天天像个搞研究的学者往图书馆借书，到市中心广场听小姑娘卖唱，跟退休老大爷一样逛花鸟市场。云南质检个子小巧，说话稚气，待人热情，很招人喜欢，直到一条狗的出现。

  那是一条粘人的流浪狗，只因为云南质检喂它，便跟着去宿舍，怎么赶都赶不走。云南质检和他老公一商量，把狗栓到宿舍楼门口，每天下班喂它。可是狗老叫，有人把它放了，狗跑到云南质检宿舍门口卧着等她下班。一来二去，云南质检大概感动了，决定养它。狗重感情，上班时间去车间找云南质检，一开始大家新鲜这事儿，你揣它一脚我摸它一下。不知道谁打小报告，管理严厉批评云南质检，最后不忘活泼一下：再让狗进车间，我要成立打狗队。于是，狗被关宿舍，事情得以平息。只是从此除了狗的主人，没有人再亲近它。偶尔，门没关好，狗会溜出去，到车间，人人喊打。夜班松懈，因为没有管理，云南质检的狗不知怎么嗅到这个真理，竟然学会不再上白班专上夜班，楼上楼下，在大而吵的车间，在机器的缝隙，在犄角旮旯，来回游荡，最后逗留在垃圾桶里。可惜还是有人打小报告，惊动老板娘。这下子，管理、宿管、保安都去找云南质检，解决问题。狗不见了，云南质检没有告诉大家狗的归宿。

  我的手卡住没多久，云南质检的手也卡住，且恰好卡在卡我的地方。有人便说，她是故意的吧，羡慕别人带薪休假。好几个人都这样说。

  有的招聘广告说，可带宠物，可穿拖鞋。 我找工作的时候，从来没有碰到过，大概因为我是工人。

  工作中，工伤常有，职业病没有，一例也没有，大概也许后者实在是一个有学问的词汇。在厕所，从来没有人讨论过职业病；在厕所，从来没有人讨论过诗歌、绘画、自由、尊严和许知远。去年春夏，车间外面雨一连落了三个月，厕所里竟没什么讨论，难以置信，我们连天气都不关心了。我们关心地上的烟头保洁为什么还不来扫，我们关心新来的女工骚不骚，我们关心谁的机器坏了注定下晚班。更多的场景，每个人抱着手机刷声音很大的短视频，三五个短视频同时响。

  工友刷的是三分钟看电影，一天下来可以看十来部。有人小便时候也看，把手机放在小便池顶端，看到津津有味处，或者脉脉，或者微笑，或者大笑，迟迟不愿把眼睛和身体从小便池拿开。这事儿达利万难料到。这也是 17 岁的我万难料到的。那时候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一本《羊脂球》带进车间，我以为再也不会发生那样的牛犊壮举，没想到，有一天，工友们把电子书和电视机搬进车间。所以我不再以为是白日梦——那条学会上夜班的狗一定会回来。

  保洁阿姨进男厕所前总会喊一声，有人吗？抽烟的人回答没人，她便进来。她轻易不聊天，春运前，话多起来。

  她边拖地边和我们说，现在打工线 年代开始打工，从贵州坐大巴车到湖南，小偷半道上车从第一排摸到最后一排，男的摸男的，女的摸女的。我的钱缝在内裤里，缝死的。小偷看你没有，也不会为难你，接着摸下一个，不会在你身上浪费时间。那时候害怕回家，害怕坐车，最长一回有七八年没有回家，你说想家吗，我们一家子都在外面，没有什么。后来坐火车，人多，哪有排队，管的人拿个棍子，站在车厢口子那儿，打人的头。

  保洁阿姨的老公在厂里做杂工，早上 6 点多起床，有时候帮忙打扫卫生，他们的小孙子也在这边上学。早上，一家三口开着垃圾车浩浩荡荡往厂外出发。阿泉夫妇的三个女儿都在这边上小学，今年忽然听质检跟包装的没头没尾说了一句“阿泉夫妻正闹离婚”，当时没插上话，事后不好问，总觉得听错了。每到饭点，我们去食堂，阿泉夫妇的女儿便在宿舍楼上喊“爸爸”。虽不是喊我，借这个熨斗一般的声音，熨平工厂一天带给我的褶皱。老盐 50 多岁，小儿子才上初中，早上 7 点总见他骑电动车笑呵呵去送。有时候早上上班没多久，他小儿子来车间，远远地站住不动，等他爸爸发现，老盐马上放弃手边活计朝我打个招呼，随即走人，一趟用时 10 分钟。我挺羡慕孩子在身旁的人，他们时不时会请假，不像我，一年到头不请假。虽然也知道请假不是什么开心事，架不住他人即是天堂。

  十堰是山城，想念我家楼下的山下的菜园。那时对孩子们说，这是我们的电子菜园，不能摸，不能摘，可以看，可以赏，还可以高空施肥哦。

  我想做个内心强大的人，可是耳朵疼。想，还是不想；说，还是不说；做，还是不做？这是一堆问题。难道，打工挣钱而得病就是为了以后看病而有钱用吗？难道，我一生都要活在纸上，活在走神的世界，活成差不多先生，还沾沾自喜吗？难道，我不能像胡适一样抛出一句简短的话“不干了”？心绪走马至此，惊天动地，一不做二不休，把耳塞戴上。

  戴上耳塞，几天过后，工作并不如我一直所想象的特别受影响。除了质检一次说我是傻鸟，两次说我是傻鸟，再没有别的。

  在车间，戴耳塞没有传染性，正如思考没有传染性。我终于成为车间惟一戴耳塞的人。

  安迪·沃霍尔有趣，把自己的工作室称作工厂，把赚钱称作艺术，他做的蒙娜丽莎，玛丽莲·梦露，罐头，可乐，无不提醒我：艺术随处都有，思考随处都有。

  去年，有一个统计。我下班打水回宿舍，次日再把空杯子拿车间。有时忘记拿，一年大概忘记十几次。之所以大概，因为统计着统计着有几次给忘了。还想统计每天工作失误的次数，太难，放弃。于是想，人哪有不疏忽的，怎么避免都避免不了。这个思考没什么了不起，得出的结论也没什么了不起，而了不起的地方恰恰在于它没什么了不起，它很平常，很普通，谁都可以做，谁都可以思考。

  喝水的时候，我看工友的杯子，就像一个个工友站立，高矮胖瘦，几乎没有超过 20 块钱的。杯子位置的变化，表明工友进出几回。不妙，小英子的蓝水杯和我的蓝水杯偶遇。这真是个好桥段，可以这样表述：那一天，他们的杯子终于碰在一起，驻足停留，短话长说，直聊到日暮月昏。次日，杯子分开，各占据桌子一角，但似乎踮着脚也要望一望。哇，杯子成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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