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氟化氢产能持续扩充;我国无水氟化氢生产大多分布在在浙江、福建、江苏、山东、江西、内蒙古等地_产品展示

大宗原材料成本上涨，人力成本亦持续上升，无水氟化氢原材料的成本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市场供求、供应商变动、替代材料的可获得性、供应商生产状况的变动及自然灾害等。原材料价格波动和人力成本上涨等因素可能对无水氟化氢行业的经营效益产生影响。

无水氟化氢大多数都用在金属、集成电路、显示屏、光伏等行业的清洗与蚀刻。近年来，受下游HFCs制冷剂产能扩充及新能源、电子、医药等行业需求影响，国内氟化氢产能持续扩充;我国无水氟化氢生产大多分布在在浙江、福建、江苏、山东、江西、内蒙古等地，根据国内第三方工商注册信息查询机构——“企查查”查询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我国浙江省无水氟化氢公司数占比达到16.7%，位居第一。

浙江省是我国萤石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并且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发展氟化工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经过近70年的发展，浙江省形成了完整的氟化工产品体系和门类，也涌现出了很多从事氟化工相关的生产和加工的企业。

浙江省氟化学工业协会(Zhejiang Fluorine Chemicals Industry Association)是由浙江省氟化学工业行业的企业、事业单位组成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成立于1998 年。协会的成员中有巨化集团、蓝天集团、浙江省三美化工等三十余家会员单位。协会的主管部门是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和浙江省民政厅。

协会的宗旨是团结全体会员，严格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社会道德风尚，贯彻国家和浙江省发展氟化学工业的方针、政策，维护会员合法权益，协助政府部门，加强行业管理，强调在氟化工企业中瞄准国际领先水平，产品实施标准化建设;同时，协会致力于在政府和会员单位之间架起桥梁和发挥纽带作用，促进浙江省氟化学工业快速、持续、稳定发展。

浙江省氟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于2010年10月由省科技厅批准成立,由巨化集团公司、中化蓝天集团公司等牵头单位并联合其他15家相关单位组成,联盟成员现已发展到18家单位。

联盟在省科技厅的支持下，通过产学研及相关企业之间的合作开展技术创新，破解氟材料研发生产技术难度高、资金投入大、单个企业难以解决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和材料向下游高端应用产业链延伸的难题，推动浙江省由资源能源消耗较高、环境压力较大的氟化工基础原料向新型氟材料产业转型升级，并通过技术链、产品链、市场链的互动，来再造市场、提升市场、占领市场。特别是装备制造既是氟材料产品的应用单位，又是氟材料生产单位设备提供者，在互相竞争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

根据中研研究院《2023-2028年中国无水氟化氢行业市场现状调查及未来发展预测报告》分析得知，近年来国内企业仍在抢占配额，对无水氟化氢需求稳步增长，预计2023年无水氟化氢行业产量为224.9万吨，同比增长10.19%。

2022年，在统计的77家无水氟化氢生产厂家中，产能分布“小而散”。单家产能规模主要在集中在2到6万吨之间。其中，产能规模在2至4万吨(包含2万吨和4万吨)的公司数为32家，占为43.8%;产能规模能在4至6万吨(不含 4 万吨)数量为23 家，占比31.5%;2万吨以下和6万吨及以上规模产能公司数较少，均为9家，合计占比24.7%。

下游市场刚性需求增强,无水氟化氢是含氟制冷剂、含氟高分子材料、含氟精细化学品、无机氟化物的基本原料。在有机氟化工产业链中，制冷剂既大范围的应用于空调、冰箱和汽车等市场，而且也是下游生产含氟高分子材料的重要中间体。无水氟化氢是制冷剂生产最重要的原材料。

无水氟化氢行业正面临国际化发展，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大国博弈及全球政治经济的复杂性将给企业国际市场带来某些特定的程度的不确定性。国内外经济同步增长但仍存在不确定性，市场之间的竞争加剧，大宗商品的价值波动以及人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可能对公司销售规模和效益产生影响。

未来随市场对无水氟化氢制造的高精度要求，国内相关企业将面临愈加严峻的技术考验。随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人员的扩充，以及行业内人才竞争和流动的加剧，并不能完全保证技术人员不外流或者技术不外泄，假如慢慢的出现该种情况，将不利于公司保持持续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和市场之间的竞争优势。

政策风险是指由于国家法律和法规或者行业政策的改变而引起的企业资产遭受损失的可能性。无水氟化氢行业与基础设施建设和建筑业投资等紧密关联，宏观政策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变化，将对企业下游客户的真实需求造成影响，进而影响企业产品营销售卖。企业的发展如果有政策的支持和鼓励，则有助于企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如果政策对企业的发展不利，甚至是明令禁止，那么政策风险给企业的带来的危害则是致命的。

目前，我国化学工业开展“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一是企业组织国际产能合作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二是“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产业配套能力比较差、园区化水平较低;三是国际产能合作扶持政策的针对性和操作性有待增强;四是面临较大的地理政治学、文化差异和政策环境风险;五是既面临西方企业的强力竞争，又承受来自中东、印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质化发展的竞争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