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黄永玉几十年前就认识了。1955年我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的时候，他是版画系的老师。第二年，我们在青年艺术剧院看电影，那种原版电影。同学们爱他，都跟他打招呼。他跟大家打招呼，也跟我打招呼，那时候我知道了黄永玉老师，但他没教过我。

  我们线年年初，我出狱不久，就到北京他的家里去了，此后多少年的联系就没断，直到现在。听说他去世的消息，我很难过。

  他到安徽给别人画画，画得很累，我和他弟弟永厚架着他，他夫人梅溪也架着他，他还要画，为什么？旁边好多人都等着他。等梅溪把他拉下来的时候，他问我：“美林，你送不送画？”我说送，他说好。这就是老师。

  我认为，他的画，谁也没有他“开放”，我感觉他是跟着时代走的。他画的大画都很大。因为毛笔画不了那么大的画，那时也没那么大的墙面。毛笔画不了，就用刷子，这是我们绘画界的一个创新。

  我之前画的都是小狗小猫。当时我们都是守在他旁边的学生，他告诉我们要放大地画，不要画这么一点点，这启发了我，从这以后就开笔了。

  艺术是无法之法，这是我从他那儿得到的启示。他不讲什么法不法。对我来讲，我能写一米八大小的字，而我的个子才一米六几，胆子大就是从他那里得到的启示。

  我们的关系是绝对的师生关系。他很关心我，几十年来，他常给我写信。我们从前几乎每天都见面，后来两年见一次面。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情不能淡，还是那样浓。

  我永远是他的小尾巴，他70岁画成啥样子，我70岁也画成啥样子；你80岁，我赶你80岁；你90岁，我赶你90岁。他的成就我赶不上，那是我不行，但是我有这个底气，我就要赶你，我说：“黄老师我就赶你，后面有一个你甩不掉的学生。”

  这种竞争是笑着竞争的，他叼着烟斗笑着，我傻乎乎地拿着咬了一口的面包，也笑着对他。“我告诉你，黄先生，你七十，我赶上你七十；你八十，我赶上你八十。”在美术界，这样的关系可以说少之又少，有的学生毕业了，马上就把老师给扔了，但我们从始至终保持着传统。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让我到北京，我天天去他住的地方。

  人生态度这一点我不如他，他有点侠客味道，一张嘴就是“我真想揍你”。我有点“恭俭让”，他有点“侠气”。他敢说，影响了我，我也敢说了。我说了好多别人不敢说的话。

  他影响了我好多，包括人生的一些坐标。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我心里感谢他，而不是去蹭，去借光。这是他给我做人的启示。

  以前我住在北京建国门，离他家很近，步行就可以过去。李准、肖马、白桦、谢天、阿明、韩瀚、范曾，我们这些人挤在他那个小屋罐斋。那时候虽然很艰苦，没有茶没有水，但都是笑着出门。有几次黄永玉出钱请我们去华侨饭店吃饭。

  我不大善于交际，但是没想到跟着他开阔了视野，见识了很多名人，认识了很多朋友。像沈从文就影响了我一辈子。沈从文是黄永玉的表叔。

  黄永玉欢迎我们去他家，他好客。所以我跟人说，咱们活的是过程，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活得愉快，活得充实，就算我们会活了。这是黄永玉对我的启发。我们窝在他的小罐斋里“哈哈”大笑，他那个罐斋连个窗户也没有，要有窗户这个窗户得顶破。

  梅溪老师去世前，我去看过她。黄永玉17岁时，梅溪就跟着他，梅溪比他大一点。他们两个就跑出来了，梅溪家里很有钱，跟着他跑出来，就认定了这个才子。

  梅溪老师虽然个不高，但长得漂亮，待人非常大气，绝不畏畏缩缩的。这一点，她也影响了我。

  梅溪支持他什么？把门一关，搞创作搞了一个星期，才出来，而且两个人一边后退一边欣赏，眼神不好，“咕咚”一下子，梅溪掉水缸里了。

  那次我写信跟他预约，我说，黄先生，我们好几年没有联系了，我会带着我太太和儿子来，儿子不给你捣乱，你摸摸他头，我们就走，让他感受点灵气。我们见了面，我给他磕了个头。这是从心里磕的，我们两个都互相抱着，都哭了。他抹着眼泪，也很感动，我们互相有一种真情，这种感情一般人没有。他当时都走不动了，坐着轮椅，非得请我吃饭。他饭量挺大的，吃了一盘牛肚，我说我挺佩服他，身体健康。所以我说让他活到188.88岁。

  不客气地说，我比黄永玉强点。我初中还上了，他是小学毕业。后来我大学毕业，他也没上大学。后来我当老师逼着自己看书，我是这样成长的。

  我同意他说的话，你的知识、你的修养，不单单是书本上学来的，你的艺术一定不是七法八法训练出来的。这一点我相信他，所以我从始至终坚持。我到现在没有一天是闲着的，不是看书就是练字。画不动了，我就练字。在监狱里时，我没有笔，就拿筷子头在腿上书写。

  刚出狱那会儿，我没有宣纸，怎么画？我就在图画纸上面刷上水，效果很像宣纸。这是从周令钊老师那里学来的，他教我用水彩。所以不能不感谢我的老师周令钊。画画有好多经验。比如，这一圈墨画好以后，肯定要往中间洇，往外洇。中间洇着就没地方画眼睛了，那怎么办？一直解决不了。后来我画骆驼的时候，一笔下去往外洇。有个小孩很好奇，上去就一手指头，结果墨就不往那个地方跑了。小孩也是老师。所以后来我画完熊猫眼睛以后，中间就拿手点一点，它就不往里面洇了，这个眼睛就画得很自然，所以都是从经验里边得来的。

  黄永玉不保守，这一点还真就是个老师。我们有一些老师，等着签字的时候让你回过头去，签字他都不让你看，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招。我感觉很不容易得到那些经验。比如小孩给我点这一下子，就不是我的，而是小孩教给我的。

  黄永玉和我有一个相同点：我们从始至终在前进，所以我不怕人家仿我。现在仿我的这些假画，大部分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画的，现在仿得了吗？仿不了了，因为我天天在前进。这一点不能不受黄永玉的影响。他重复的题材不多，画和画也不一样。

  我感觉我受他的影响很多，但是有时候我又不受他影响。我的字比他的样式多，因为我五岁开始写字，基础在那里。但是讲画的方法，绝对是他强。比如用矾水画，那时很少有人这么画。他就是矾水画的，我也用矾水画过。你看我们展厅里不是有些鱼就是矾水画的吗？但是画一阵以后，我不需要。老师，那是你的过去时，也是我的过去时，我没有守着那个吃一辈子。另外一个就是速度，他作画速度相当快，这一点我不受他影响，我速度也很快。

  我给我的博士生讲课，一上午画250只猫头鹰不重样。我管它值钱不值钱，我可能画出来个个不一样，我留下来不行吗？我又不卖，什么值钱不值，多了就不值钱，少了就值钱，是吧？梅兰芳的画挺值钱的，就十几张。他拜齐白石为师，他画得不如齐白石，但是价值很高，为什么？因为他就画了十来张。但是咱们不可以拿这个比较，不能由此滋长懒惰情绪。我能留下多少好东西就留下多少，比如这个天书，就是勤奋的结果。这个天书，阎崇年老师说了，500年以后，虽然记不住韩美林的画，但记住韩美林写的这个天书，这是我们祖宗的东西，得留下这个遗产。虽然很枯燥，一天只能写两篇左右，可是让我画画，我可就画多了，但是我不是为钱。我是为了把作品留给国家。这个和我接受的基础教育有关系，我就受老八路教育，我一参军就是跟着一个司令员，他是个老八路。国家培养我不容易，所以我要把作品都交给国家。

  中央美术学院的两个老师，一个周令钊一个黄永玉，这两个人是不得了的，学生都佩服。周令钊对我影响也比较大，他不打草稿，黄永玉更不打草稿，拿起来就画。我现在画大的作品，一个马一米七，不打稿子；天书17米，不打稿子，上去就写。这个本事我也是从他那学的。

  1973年，那时候辣椒也不多，我从安徽弄回来一大袋子辣椒，那个辣椒特别辣，郭兰英也在，黄永玉和她两人吃，一口一个，我就不敢吃。我问郭兰英，你不怕嗓子吃坏了吗？她说不怕，越吃辣越唱越好。

  但那时候我们也有点土。有人给郭兰英送了碧螺春，碧螺春是有毛的，她不知道。结果她还抱怨：送我茶叶，里面都长毛了，顺手就扔到了阴沟里。我在安徽喝过，知道碧螺春是有毛的，说那不是长毛，她才抓起来一些，泡着喝了一杯，其他都倒到阴沟里去了。郭兰英挺有名，黄永玉挺有名，但那时候都土。黄永玉穿了个补丁的褂子，舍不得扔，穿完以后还给他弟弟穿。

  他玩东西玩时髦，开着法拉利，叼着个烟斗，在前门“呜”疾驰而过。我有一次在媒体上说，咱们别跟着潮流走，潮是捧起来以后顶多溅起的几个水花。时髦过去以后，就远去了。要跟着时代走。黄永玉就是跟着时代走，他八九十岁了开法拉利。这真是挺牛的，我连车也不会开，他的一些优点我们学不了的。

  他当年下放回来，路上激动得不得了，就在汽车牌子边倒立，你说他有没有劲？他真是有劲，我们那时候都赶不上他，没有他力量大。他右手就比左手大。我之所以这么勤奋也是从他这儿得来的。从前我一说话就脸红，不知道说什么好。进中央美术学院时学生发表感想，人家说做灵魂的工程师，我说我不敢，我做不到，我没有灵魂。大家“轰”地笑了：“你没灵魂你怎么活着？”我确实不会说话。从他那里，我学会了幽默。他特别幽默，他一直活在幽默里。我感觉幽默是智慧的火花，没有很多知识的话，幽默的火花喷不出来的，所以我还在努力学习。

  一次，周令钊和黄永玉两人在王府井东安市场看古董，买了一口袋花生米，黄永玉性子急，周让他从口袋里掏着吃，结果掏错了，掏人家口袋里去了，这些都是笑线月，周令钊艺术展在京开幕，图为周令钊先生（右二）在向嘉宾介绍自己的作品。 新华社资料照片

  我也对大家说，生活把你逼到八，逼到七，又逼到六、五、四、三、二、一，逼到一就不活了吗？不！负一、负二又是个无极数。我的看法是，假如正面不行，就用反面；假设哭不出来，就用笑话讲。我经常拿我自己受难的故事当笑话讲，笑得大家眼泪都淌下来。所以一个艺术家，把苦甜、高低、冷暖、深浅，都一律看成你所利用的元素，这样你就活得潇洒，很真实，就会在愉悦中度过每一个年龄段。

  这就是“潇洒依旧”。我只要活着我就干，我只要干，就不忘记我们这一个国家，我就是中国的画家。我感觉就是，做人要有一个舵，这个舵立足于什么？立足于本土，因为艺术家强调个性，强调独立性，更强调民族性。

  我五岁写字，六岁画画，认识篆书，从土地庙后面掏出来的篆字古籍，一直把它当成画看。一直到1973年，我还一直当画来收集，没当文字收集，也没在别人面前展示过。没想到黄永玉老师，就像教剃头一样：徒弟在师傅头上剃，不怕你剃坏。他拿出构思本封面，“美林，你给我写”，你想想当时我紧张到脑袋充血，头都麻了。我说你怎么让我写？我平常是写着玩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写的。“写！”这又像是老师来了，你说你硬着头皮你也得写吧，怎么写的，我忘了，写的什么，我也忘了。但是现在来看，你既然写篆，老师鼓励你写的时候，你也得能写出来。我现在就不怕了，大家都看到我给大家提书名，没一个重样的，这玩意谁教的？这是逼着我写的吗？想起那时候守着好几个人，弄得我那个汗出的啊。也不知道写的啥东西，人家没说什么，就把本子放后面，这就是黄永玉。所以从那以后我发誓，研究篆书，后来研究就开始出格了，就出天书了。没想到低头拉车，一抬头一看，我们这天书走向世界了。现在外国的从飞机，到汽车，到玩具，到衣服，到口罩，到袜子都用上了我的天书，这不是做学问的结果吗？

  动力在哪？动力来自羞辱。我自己做的红脸的事儿，他这一指点我，马上做学问了。在考古文字上，我这个学生还有很多自己独立的看法。到底研究了几十年了，是吧？我是个爷们，我向老师学的是他的优点，他不是没有缺点，人与人都有缺点，有的隐瞒得好点，有的隐瞒得差点。人类成长的过程肯定有幼稚的东西，有愚蠢的东西。

  这些东西作为动力来讲，我感觉也没什么亏吃，红一红脸促生了我现在的天书。这不，第一部第二部《天书》已经出版。用启功老师的话说，你少写一个字，后代少看一个字，因为你写得好看。

  都说黄老的画是“野、怪、乱、黑”。我不认为是在骂我们。我感觉他真是做到了，我想学“野、怪、乱、黑”，我没做到。这次见面又说了一个字，画画还有一个元素“脏”。画脏了不是真脏，是不要画面画得太光鲜。这个“脏”字我到现在都在揣摩。他每次教育学生就不多，我教育学生也不多，就指出一个缺点来，你能记得住，多了你记不住了。他每次也是，提一个点，就一个。这一点来讲我挺服他的。这个“脏”字挺棒的，都是关键语。“野”你知道吗？我画画撒野。“怪”，人家画的，我不画。你看我画的马，我会画成这边一个，那边离它很远，感觉挺怪的。但是说怪不怪。大家就能够正常的看到我的画有些很怪了。“乱”，我写狂草不是乱吗？“黑”更不一样了，我离不开这个墨。

  我感觉我们中国的特点是靠墨，不是像外国人靠灰调，外国说没有真正的黑影，也没有真正的白影。太极就是一黑一白，但中间这条界限又是黑又是白，那怎么画呢？你说它是白线还是黑线？又是白线又是黑线，你说它是谁？说黑就是白，白就是黑，远就是近，近就是远，高就是低，低就是高，相对存在。明白这一个道理以后，你画画也懂这个大道理。

  所以说这个“野、怪、乱、黑”，并不全是坏事，按部就班、七法八法就是个匠人。所以说我感觉就这一点来讲，艺术里边选择道路，还看你有没有悟性。没有悟性人家说过去，耳旁风，左耳进右耳出。